其实，微博的纠错是困难的。试举一例，某媒体的一个编辑在其私人帐号（粉丝数不到一万)上发了一条事后被证明为伪的信息，他后来很快发了一条更正和致歉声明，但很遗憾，那条假微博信息已经被转发了四千多次，而他这条更正声明，却只被转发了几十次。很明显，这个纠错并不到位。搞到最后，他只好把那条伪信息删除，但四千多次已成事实。出现这样的局面，就在于微博的转发传播流程上存在着一些“引爆点”，前面那条为转发四千多次的微博信息，是因为拥有庞大粉丝的某些用户参与了转发，而后一条更正信息，这些大户则没有参与进去。换句话说，对于大多数并非明星级的微博用户而言，微博信息传播的广度，根本不是他们自己能左右的。

贝弗里奇是英国杰出的动物病理学家，他对如何读书很有见地。他说：仅1952年版的《世界科技杂志一览》，就编入了5万多种期刊的学术文章，相当于每年读200万篇文章，或一周读4万篇。这是谁也不能读完的量。这说明要使你读的书变得对你有价值，你就必须注重选择，只有一小部分作品才值得让你花时间去细加品味。 世界上好的东西太多，只有懂得舍弃才能抓住你真正需要的。

有报道说，一次杨振宁博士搭飞机去国内某地，同机有某歌星及其随从，到达机场下飞机的时候，热情的歌迷激动地欢迎那歌星的到来，而见到有人郑重其事地接杨博士时，有歌迷询问：这位也是唱什么歌的什么星吗？

1991年钱老满80岁，正好这一年中国科协要换届，钱学森将退出所有一线科技工作。为了表彰他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贡献，中央酝酿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但整个酝酿过程钱学森一无所知，授奖仪式在10月16日举行。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10日这一天，有关人员才向他本人报告。对于这么高的荣誉，钱学森态度冷静，没有因此而忘乎所以。授奖仪式之后，新闻媒体出现了一个宣传钱学森、学习钱学森的高潮。那几天，涂元季秘书也忙得不亦乐乎。一天上午，钱老把他叫到办公室。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还在忙啊？我们办任何事，都应该有个度，这件事（指对他的宣传报道）也要适可而止。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就没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涂元季坦率回答，听到了一些不同意见。“有的年轻人说，怎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身上了？”钱老立即说：“你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说明这件事涉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国家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奖励的不是我个人，而是我所代表的那个集体，那一代人。所以，‘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完全属于我自己，我得十分谨慎。在今天的科技界，有比我年长的，有和我同辈的，更多的则是比我年轻的，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科技事业作贡献。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伤了别人的感情，影响到别人的积极性，那就不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了，就会涉及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所以，要适可而止，现在应该画个句号了。请你马上给一些报纸杂志打电话，叫他们把宣传钱学森的稿子统统撤下来。从明天开始，不要再宣传了。”涂秘书回到办公室，立即照办。《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都表示尊重钱老本人意见，明天不再见报了。有一个杂志，他们也表示尊重钱老意见，但下期的稿子已下厂排版，有两篇回忆与钱老交往中受到教益的文章，不好撤下来。钱老闻知后说：“这样的回忆性文章都是在一个人死了以后才发表的。我还没死，他们急什么？”秘书赶紧打电话告诉该杂志的主编：“钱老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天大的困难你们去想办法克服，但稿子一定得撤。”在钱老毫不客气的坚持要求下，宣传他的活动才算告一段落。从那之后，所有想出版刊登钱学森传记的组稿活动，都被钱学森办公室拒之门外。

返回地球后，随之而来的是种种摆脱不了的名誉和光环。可是，阿姆斯特朗对自己的成名并没有心理准备，认为成名是个负担，渐渐无法应付和承受。让他感触最深的是，周围的朋友和同事们对待他的方式与过去截然不同了。渐渐地，阿姆斯特朗变得越来越孤僻。他两岁的女儿死于脑瘤，最初似乎并未影响阿姆斯特朗太多，可渐渐地，后遗症显露出来，这位父亲会看着女儿过去的照片发呆。不久之后，阿姆斯特朗出任太空总署航空学协会副会长。接着，为了彻底从公众目光中隐退，阿姆斯特朗在1971年从美国宇航局退休，到辛辛那提大学航空工程学院担任教授至1979年。阿姆斯特朗在后来甚至还在一个偏僻的乡下买了一个杂草丛生的农庄，开始了自己的半隐居生活。他感慨地说道：“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别人才不将我当作一名宇航员看待？”曾经有人建议阿姆斯特朗多出去走走，到各地散散心，可这个倔强的美国人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就堵住了所有人的嘴：“我连月球都去过了，地球上还有什么地方吸引我呢？”由于工作需要，阿姆斯特朗很忙而且需要经常出差，为此根本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家人，两个儿子的成长和教育过程他很少参与。从月球返回之后，他的生活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妻子珍妮特渐渐厌倦了这样的日子。1989年年底，珍妮特在餐桌上留了一张纸条给他，提出离婚的要求。1994年，阿姆斯特朗与共同生活了38年的妻子珍妮特正式离婚。阿姆斯特朗回忆当时的场景，唏嘘不已：“我想挽留她，可在当时那样的情景中，我能说什么呢？我们的婚姻，就像一次失败的飞行，无声地崩溃了……如果可能，我还要说，我爱妻子。我很抱歉，我们的婚姻，成为我成功的最大代价。”几年前，阿姆斯特朗再婚了。垂暮之年的他更愿意“生活在现在”，还经常驾驶滑翔机过把飞行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