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二舅无法缓解我的内耗？”一位农村大学生的二舅观后感

在农村，没见过夸一个人“坚强乐观”和“让人治愈”的，你这样夸他，他会以为你是歪果仁，很洋气，但远不如送他一块豆腐更让他开心。

成千上万的二舅们并不在乎网络如何看他们，他们在乎的是今天能摘多少袋棉花，明天该种什么品种的小麦，后天收购商会以什么价格收购粮食、水果和蔬菜，年复一年，就像衣戈说的，不快进一万倍没法看。这是几亿务农人群的普遍活法，二舅身上的那些特长，对于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来说也很熟悉，所以才有那么多网友表示好像看到了自己父辈人的影子。

城市有城市的生存方式，农村也有农村的生存方式，但隔着一层“厚障壁”。

所以，让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开始。我一开始的想法是“意识形态批判是不停留于事件本身的，是看其传达、表达、造成的认知和影响”，现在想来，并不准确。

因为该事件从始至终都只是作者的表达和读者的想象。二舅这个【客体】全程是缄默的，最后被【象征界】“谋杀”的他搬离了那个村子，继续只有他自己才真正了解的人生，而其形象被定义在了“乐观坚韧”这一层面上。

我们对【客体】的理解是在社会语言系统，即【象征界】中进行的，我们之所以会觉得【客体】与【表征】（语言）之间是同一的，是【能指】（语言）的“效果”，而【所指】（客体）是在【实在界】的，【客体】和【表征】（词语/能指）之间有道裂隙，只有“谋杀”了【客体】，那道裂隙才会消失，语言才能成功表征【实在界】。

换句话说，语言永远无法到达【实在界】。

任何语言系统中的【我】，都是【象征界】的，都是被“谋杀”过的【我】，这个【我】是所有人共享的概念，不具备【我】的特殊性。

虽然我们会把【实在界】和【象征界】的【我】经验为同一的，但这只是【想象界】的幻觉。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同的人说同一件事，感受相去甚远，生活中不乏这样的案例，比如你感受下这两个表达：

A、这个小孩偷盗，是为了自己负担上大学的学费。

B、这个大学生，为了钱而偷盗。

在这件事中，【所指】（客体）并没有变，但【能指】（语言）稍微变了一下，很多人的感觉就变了。在这里，阿尔都塞式的想象（误认）出现了，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生产该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人们想象地认为自己占据或得到了某种感觉，比如“乐观积极或悲观消极”，然而，就追逐【能指】而言，人们可以得到它吗？

在拉康的《失窃的信》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不是他们得到了这个感觉，而是这个感觉或者说这个【能指】得到了他们。

【能指】把我们这些【主体】写入【象征秩序】中，即【主体】被【能指】所捕获并由连续的重复行为而在一条【能指链】中转动。

所以，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究竟是你捕获了社会认知，还是社会认知捕获了你呢？

那么社会认知和什么关系最大呢？一是【象征秩序】（象征界），二是【生产关系】。前者不解释了，后者可以粗略地理解为：屁股坐在哪里，就看到什么样的景象。

我们不妨去看看古代关于农民的诗歌，很多很多，但几乎清一色都是怜农悯农的，因为这些诗人的屁股坐到了农民的田间上，也就真正共情到了【生产关系】中的农民阶级。这些诗人们的笔下，没有一个农民对生活是不“积极坚强”的，但这“积极坚强”对农民们来说不是什么值得说道的事，只是他们的日常，因为他们的营生方式仅限于此，不“积极坚强”就没饭吃，“半夜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半夜就喊起孩子们起来一起去犁地，你敬佩这样的精神吗？反正诗人颜仁郁不是敬佩，而是同情。

但在浩瀚的诗海中，有一首关于农民的诗显得那么独树一帜，明媚而美好，它就是出自乾隆大帝之手的《农耕好》。是的，你以为写出“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的弘历，诗歌真的处于胎教肄业水平吗？圣上是能写出正经诗的。

《农耕好》：催耕布谷鸣林曲，辰吉相将事力田。井井鳞塍来饁女，子牵童抱绕身边。

大概意思是：春天到了，杜鹃在林间放声歌唱，似乎在催促农耕；大好的农忙时节，农夫陆续在田间辛勤地耕作；到了中午时分，井然有序的田间小路上走来了送饭的女人；于是夫妻相会，子牵童抱，环绕身边。

你瞧，不同于其他诗人那苦大仇深的圣母模样，在弘历的笔下，一幅岁月静好的景象赫然显现。在同样的【生产关系】里，【所指】没有变，但【能指】一变，光辉灿烂，因为什么？屁股坐在金銮殿嘛。

我们在聊封建社会，请不要乱想。

所以，不管我们感觉到的是积极的二舅，还是苦难的二舅，是报以敬佩，还是报以同情，都是社会认知捕获了我们，而对社会认知影响最大的是【象征秩序】和【生产关系】。不同社会认知的人，其【想象】也是不同的。比如有人通过二舅想到了《老人与海》，有人想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人想到了《卖炭翁》，有人想到了《飞鸟集》，有人想到了《活着》，也有人想到了《农耕好》。

所以二舅作者衣戈的文笔真的好，好到每个人都能读出自己想要读出的感觉，而思维认知更全面的人，能同时读出多种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网友感觉读完后心里很别扭的原因吧。它像是蒙娜丽莎的微笑，你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笑，或许，这就是艺术吧。

聊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说，仅仅把二舅定义到“乐观坚韧”这个层面上是不对的。那么如何脱离这种结构主义的，对主体的决定性和共时性呢？

阿尔都塞在主体化的意义上没有离开，但用“经济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而隐晦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突破了结构主义；福柯用谱系学离开；拉康用对象a离开；老子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离开，而德里达则直接解构了结构主义，割裂了【能指】（语言）和【所指】（事物）的联系，语言不再具有清晰的意义，而只是一张漫无头绪的蜘蛛网，事物没有中心，意义也不能被界定。换言之，任何一件事一旦被定义，或被确定是什么，它本身随之就会被解构。

解构的两大基本特征是开放和无终止性。

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中说道：

“中心是这样一个点，在这里内容、组成部分、术语的替换不再可能....因此，人们总是认为本质上独一无二的中心，在结构中构成了主宰结构同时又逃脱了结构性那种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某种关于结构的古典思想来说，中心可以悖论地被说成是既在结构内又在结构外。中心位于整体的中心，但是，既然中心不隶属于整体，那么整体就应在别处有它的中心。中心也就并非中心了。”

因为中心不存在，每个【所指】在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中，都变成了【能指】，【延异】（新的意义）就出现了，因此对德里达来说，只要遵照它，也就背叛了它，遵照它是产生新的与它一样的【能指】，但新的【能指】将会让人们在理解中产生新的【所指】。

但拉康认为是【能指】这个剩余或者说构成性例外支撑了【所指】——这也就是对象a，纯粹差异其实就是实体即主体的过程，是【实体】（事物本身）分裂为【主体】（符号）而认识【实体】（事物本身）的过程，无意义的【能指】是支撑我们理解该事物的，而且【能指】也并非一直在滑动，一些【能指】组成了【主人能指】（缝合点/锚定点）。

那么在拉康这里是如何脱离被写入【象征秩序】的状态的呢？或者说脱离被定义呢？在关于意识形态、主体的问题上的对象a—构成性例外是什么？意识形态中的对象a就是意识形态努力压制而始终无法彻底象征化的自我反思性。

笛卡尔那句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听过的应该不少，对这句话比较权威的一种解释是：我无法通过思考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时，我就已经在思考，证明我已经存在。简单来说，当一个人怀疑一切的确定性和存在的时候，他有一点是无法怀疑的，即「我正在怀疑」本身。

在齐泽克看来，笛卡尔的“我思”就是一种否定性、怀疑性， 笛卡尔向着自身的回撤是对规定性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尔“我思”的【我】并不是我，而是拉康的对象a——支撑了意识形态的那个先于认识论的本体论力量。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运动》的开头就写到：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

有的人确实从二舅这里得到了鼓舞，缓解了内耗，这很正常，但有的人看完之后却更内耗了，因为他们脱离了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对于本身就是在二舅那种环境下长大的人来说，他们想的更多的可能是如何改变农村现状，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如何让二舅这样的人不再用遗忘来消解苦难，他们妄图撕开【象征秩序】，所以更加内耗了。

比如说鲁迅。迅哥的精神内耗可能是我们任何一个人的double，因为他有两棵树，不双倍内耗的人是说不出“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种话的。但当他回到故乡，看到闰土，看到那个生活虽苦，却无甚抱怨，还生了六个孩子围殴苦难的闰土时，他的内耗并未缓解，反而加重了。

他写道：

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地悲哀。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从这三段话，可以窥探出我们的迅哥在二十多年后回到故乡看到土哥后，是有多么的内耗。

如果我们的精神内耗是依靠“比你苦难的人比你更积极，所以你得努力生活”这一观点来缓解的，如果乐观是靠遗忘苦难来维持的，那么苦难不会消解，内耗也还将继续，阶层之间也会因此被粘上一种类似502的稳定增粘剂，形成鲁迅笔下的“厚障壁”。

苦难不该被歌颂，歌颂苦难没有任何生成性或者说生命的力量，只有妥协，而没有真正地去肯定生命。阿牛也不认为二舅的作者在歌颂苦难，他是被二舅在苦难中庄重自强的精神所折服，这不是歌颂苦难，相反，是在蔑视苦难，因为打破这苦难，才会迎来美好。

二舅的笔记本上写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当初的人们为什么“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因为“争取胜利”是争取脱离枷锁，是争取幸福生活，有了这个预期，人们才不怕牺牲，把苦难当做必经之路。而如今，人们不再或者说不应该再需要“牺牲”才能去“争取到那幸福”了，因为这艘大船的使命是带领船上所有人驶向幸福的彼岸，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