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9日晚22时许，高晓松驾驶一辆英菲尼迪越野车在东直门十字坡附近连撞多辆车。经交警检测，他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毫克。10日，高晓松正式被拘捕，17日下午北京东城法院一审判决高晓松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在公众和媒体紧盯“醉驾入刑”时，高晓松不幸成为第一个“以身试法”的名人。这种名人身份，让其醉驾的新闻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舆论的热点，人们对醉驾中的种种细节都给予了关注。比如，高晓松出示的是外国护照，高晓松驾驶的是英菲尼迪越野车，甚至连高晓松的体型都成为网民跟帖时调侃的内容。这种被围观的待遇或许是高晓松不满的，但没有办法，谁让他是名人呢？名人效应带来的影响就是如此，任何关于名人的事情都会被舆论放大，他们既会因为名气而获得收益与尊重，也会因为名气而遭到关注与唾弃，这是一种自然的舆论生态。不过，如果再分析一下公众的心理，就会发现，公众关注此次醉驾事件，不仅仅因为当事人是名人，而是他们想看到法律是否公平，执法是否严格。各地在醉驾入刑生效时的态度是严厉的，相继展开了一系列的集中查处活动。但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有所担心，那就是执法是否会常态化、制度化——不能因为风头过去便检查松散，不能因为对象不同便区别对待。这种担心，让他们在名人违法时睁大了眼睛。一方面，这种关注会形成一种主流舆论，那就是醉驾是可耻的，越是名人，越应该珍惜自己的声誉，在法律法规面前做好示范；另一方面，这种关注会成为一种监督，执法部门在面对名人时是铁面无私还是心慈手软，公众都将看在眼中。

1975年6月，一位老太太走进美国丹佛大学，她要去该校的国际关系研究生院找一位名叫约瑟夫·科贝尔的人。由于是第一次来这儿，因此走进校园，她不得不到处打听，问研究生院在什么地方。她问了许多人，每个人都热情地为她指路，有的甚至还给她画出路线图。可是，由于丹佛大学是依山而建，校园里的路异常复杂，她绕了半天也没找到科贝尔。就在她站在一个路口，不知该向哪儿拐的时候，一群女学生走过来，于是她拿出别人给她画的那张图。当她们知道她的意思后，其中的一位黑人女孩说，我带你去吧！在女孩的带领下，老太太很快找到了科贝尔。在女孩准备返回时，老太太说，为什么不认识一下呢？于是她们相互知道了各自的身份：黑人女孩，英国文学系学生，读大学三年级；老太太，波兰大使夫人；科贝尔，丹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的创办者，苏联和东欧问题专家。黑人女孩走出国际关系研究生院，有人正在门口散发宣传单，是关于“斯大林时代与政治”的一个讲座，主讲人是约瑟夫·科贝尔。此人正是她刚才带老太太寻找的那个人。她想，既然认识了，何不去捧捧场呢？在大教室，科贝尔先生一眼就认出了她。她坐在第一排，对科贝尔的演讲好像充满浓厚的兴趣。中午吃饭时，科贝尔先生特意邀请了她。席间，他发现这个黑人女孩聪明、果敢，对问题总有独到的看法。也就是在此时，科贝尔动员她，毕业后报考他的政治学研究生。从此，这个黑人女孩便成了“被上帝垂青的人”。1974年，年仅19岁的她考入丹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26岁，她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34岁，出任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2000年，46岁的她成为小布什的首席对外政策顾问；2005年，出任国务卿，成为有史以来美国政府中职位最高的黑人妇女。这个人的名字叫康多莉扎·赖斯。那位老太太寻找的科贝尔先生，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他是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父亲。赖斯被任命为国务卿后，有人说是因为她有能力，有人说是她运气好。不过，有一种观点我比较赞同，这句话出现在《纽约时报》的每日评论上：一些人之所以能交上好运，多数是由于具有细微而不起眼的美德。

在市场无形的“第三只手”和非法贸易面前，各种保护措施显得苍白无力。在东北，一张黄鼠狼皮20世纪70年代初仅能卖1.75元，如今高达60多元，暴利让偷猎者铤而走险。境外某些国家一直开展藏羚羊绒、藏羚羊皮加工和贸易，1公斤生绒价格2000美元，一条300至400克藏羚羊绒织成的围巾价格高达3万美元，超过毒品的巨额利润，这怎能不让犯罪分子疯狂！那些嗜好畜养珍稀鸟类者，将之视如掌上明珠。岂不知，网扑、贩运、买卖的整个环节中，鸟类的存活率为1：20，这就意味着武汉鸟市每年出售的上万只野鸟的代价是几万只鸟的牺牲。

据介绍，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以及司法机关打击犯罪力度的加强，当前，犯罪分子采取强抢、诱骗等方式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数量明显下降。可是，有资料显示，一些被拐卖的儿童是被亲生父母遗弃或出卖，然后被“人贩子”贩卖的。因此，相关部门指出，对收买被拐卖儿童行为的打击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同时，社会舆论也强烈谴责遗弃、出卖子女的行为。

2014年3月17日晚，歌手李代沫在北京家中因吸毒被捕。 2012年，李代沫在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舞台上，凭借翻唱一首《我的歌声里》，走进大千观众的心。 不过，出道后，李代沫的舆论话题也一直不断。从翻唱版权到如今的吸毒事件，他曾经的光辉形象正在观众心中一点点黯淡。随着娱乐圈各类丑闻不时地曝出，人们对丑闻的心理底线正步步后退。李代沫被曝吸毒后，一项即时发起的网络调查显示：超过九成网友对此“并不吃惊”。还有人笑言，按照以往那些犯事儿明星的“操作流程”，李代沫出来之后道个歉在台上哭一哭，人气也就回来了。社会舆论对丑闻明星的这种接纳，与其说是事不关己的漠然，不如说是“见怪不怪”的麻木。在一桩桩的“复出”背后，是道德评判的消解和规则底线的失守。 “李代沫们”的恶性示范效应是最大的毒素，它不仅是娱乐圈的负能量，更是影响无数青少年成长的隐患。他们是青少年争相效仿的偶像，在青少年价值观逐渐发展、成型的特殊阶段，明星偶像言行举止间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