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佗医术高明，引起了东汉朝廷的注意。朝廷命官高顺为感恩华佗曾经治好他的病，便私下保举华佗成为太尉府的正式官员。他拿着太尉府的征辟信，找到华佗说：“你吃了这么多年苦，当上真正的官员，也该享受一下了。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目标啊！”华佗却笑着摇摇头说：“你所求的不是我所要的。我擅长的是医术，周旋于官场不是我的目标。民间少了位良医，官场多了个庸才，这不是什么好事吧？”华佗拂袖离去，高顺自讨了个没趣，只好作罢。 以己度人是指用自己的经验和观点，揣摩他人的想法，并替其做自己认为最好的决定。从自己的经验、喜好、意愿等出发，来作为别人的标准，其结果必将是给自己找难看。

200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60年来首次有歼击机女飞行员受阅。练习中，所有人都在猜测“备飞”的终极人选，但出乎意料的竟然是张晓佳，因为她的综合素质最好，反而成了最合适的“替补”。当时在她旁边的队友，只能默默地安慰独自流泪的张晓佳，她的难过可想而知。就像2009年春晚小品《我心翱翔》中的台词一样，“我觉得自己像一只离群的孤雁，我多想飞啊。可我知道，假如我飞了，就意味着她们当中有人飞不过去，我不想那样。”张晓佳还是默默地准备，辛苦地奉献。终于，她和所在的这支团队，出色地完成了国庆阅兵任务。 这种不计功劳、不为金钱的精神，正是一个民族真正强大的动力所在。

季羡林是我国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他不仅学问深厚，而且虚怀若谷，淡泊名利。他在96岁高龄请求辞去“三条”桂冠，体现了一代大师对待荣誉的淡泊形象。这三条“桂冠”是——“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在季羡林看来，自己的学问有限，与其他学者相比，还有差距，不足以担当这样的称誉。他还这样调侃：“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国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诙谐的话语，体现出的正是季羡林对待荣誉的平淡心理。也正是这种视名誉如枷锁的态度，让季羡林成了超越很多人的学者。季羡林有自己的追求，他默默无闻，从来不在乎是否会成为聚光灯的焦点，他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坚持，正如摘下“三条”桂冠后他表示的一样：“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季羡林的话语朴实，体现出的正是他淡泊名利的高尚品质和高尚的人生境界。

顾拜旦在复兴奥林匹克运动中遇到了重重困难，可他执着地发展体育事业的意志从不曾动摇。他坚忍不拔，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理想。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因经费困难，几乎流产，他亲赴雅典，拜会首相和王储，日夜奔波，想尽办法，终于使奥运会顺利举行。第二届巴黎奥运会，又与世博会同时举办，两者产生矛盾。顾拜旦被迫辞职，还不时遭到讥笑和唾骂，但他忍辱负重，从不气馁。他从1883年20岁时就开始了复兴奥运会的工作，直到1937年9月2日逝世，他整整为奥林匹克运动奋斗了54年。他不顾家庭的不幸和困难，对于工作不分巨细，都亲自操办：文件，宣传，设计图案……他四处奔走，联络各方，广交朋友，争取支持，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他的功绩是不朽的。最值得我们敬佩的是顾拜旦一心一意为事业、顾全大局、从不追求个人名利。他将第一任国际奥运会主席职位转让给希腊人维凯拉斯。1925年，62岁的顾拜旦主动辞去主席职务，甚至捐出个人家产支持奥运工作。顾拜旦的精神和品德是奥林匹克运动最宝贵的财富。

1829年，年轻的大仲马完成了处女作《亨利三世》并一炮而红，许多剧院都争着购买他的剧本。 半年后，大仲马又写出了一部名为《安东尼》的剧本，当天就有一家小剧院的经理找到大仲马，他先是礼貌地脱帽致敬，并以“先生”相称，对大仲马说：“仲马先生您好，很荣幸见到您，我希望能买到您的剧本，只是我的剧院非常小，所以我最多只能出80法郎，非常希望得到您的帮助。”大仲马觉得这个价格实在太低，就婉言说考虑几天。次日，当地最大一家剧院的胖老板也来到大仲马的住所，他进屋后就自顾自地抽起一支雪茄，高傲地坐到沙发上，跷着二郎腿轻慢地对大仲马说：“小子，听说你完成了一个新剧本，我愿意出1000法郎买下，你从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对吗？小子，你要珍惜这个机会，所以你现在就可以把剧本放在我手上来了！” “可是先生，我已经决定卖给别人了。”大仲马回答说。 “难道有人出的价钱比我还高？”胖老板惊讶地问。 大仲马说：“不！他只能出80法郎，只是他一见到我就脱下帽子称我为‘先生’，而不是跷着二郎腿叫我‘小子’，我卖给他的价格虽然很低，但我却收获了尊重！” 胖老板听大仲马这样说，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这个剧本，就灰溜溜地走了。随后大仲马真的就把《安东尼》剧本卖给了那家小剧院，演出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