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称，挤公交车挤出经验来：如果有选择余地，最好选后排。这是公德未泯灭可意志太薄弱之流的存身之道。当车上人群渐渐拥挤，鬓发斑白的老者，携雏抱婴的弱妇，辛苦万状地站在车头位置和中间位置时，你却可作壁上观，不必牺牲一席之地，隔着厚厚的人墙，你获得了空间上实惠与良心上的安慰：不好意思，我没法给你们让座。 古代有良心而无血气的士人，每逢暴君乱世，便选择打更守城门的差使，这样既无饥寒之虞，又可免去牺牲自己拯救世道的麻烦。这打更守城门的差使便是他们在历史舞台上选择的“后排”。 五代时冯道，任皇帝换了一茬又一茬，他总在前排做宰相，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骂他，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面骂他，骂他为何不选“隐士”，“下僚”这样的“后排座位”去安置自己，坐错位子，千古挨骂！ 不过，坐后排的后遗症可真够受的：在后面逍遥快活，老弱病残只好站着痛苦；缩着脖子打更守城门，家国只好遭受破碎的命运。难怪经历南明破亡的顾炎武要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了。

“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会收养弃婴。”张菲说，但自从收养了大女儿吴敏后，原先设想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这是条生命，不捡他们就可能会饿死的。”张菲说。晚上出去拾荒，在桥下、路边，甚至垃圾桶里，她常会发现被遗弃的婴儿。只要被她看见，就会把孩子带回家去，不管孩子身上有什么先天缺陷。目前，还有13名孩子和张菲一起生活。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下，张菲一家拥有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孩子们也上了户口。目前，政府每月会给她五六百元的福利补助，虽然生活还是比较艰难，但她没有放弃再收养弃婴的做法。 我们感动于张菲们的善良，也为这个社会存在着这么多的弃婴而叹息。每个人都应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都应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935年，在纽约市一个最贫困、最脏乱地区的法庭上，一名老妇人因偷窃面包正被审问。老妇人头发凌乱，手在微微发抖：“原谅我。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几个饿得直哭的孙儿，他们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她抬手去抹眼角的泪水。法官依然冷若冰霜，当庭宣称：“我必须秉公办事，你可以选择10美元的罚款或者10天的拘役。”判决宣布后，时任纽约市长的拉瓜地亚从旁听席上站起来，脱下帽子，放进5美元，然后向其他人说：“现在，请诸位每人另交50美分的罚款，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喂养孙儿的城市。”旁听席上的每个人闻之动容，认认真真地捐出了50美分。

许多人都知道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有个先天缺陷的孩子，取名光，但是许多人都不知道在光正式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他的母亲在例行的孕检过秤中已经得知他会是个怎样的孩子。然而，不同于一般人的做法，大江健三郎夫妇决定生下这个孩子。因为他们认为，对于这个生命的孕育负有一切责任，根本无权逃避。大江健三郎夫妇的行为令我惊愕，亦令我唏嘘。后来，我在一位名叫加藤浩美的日本母亲出版的一本节里，竟又写到了对于生命和大江健三郎夫妇完全一致的态度。这位母亲的孩子秋雪在出生后被确诊为先天痴呆，更不幸的是，这个孩子还患有严重的肺病和心脏病。医生估计很难活过1岁。加藤浩美肝肠寸断，但她以为秋雪之所以选择降生在她的家里，那是因为“他相信我们做父母的会陪他一起走下去”，会不遗余力地设法为他提供帮助。那么，他们又怎么能愧对这个无辜小生命的信赖呢？她在书中写道对于这样的孩子，如果我们做父母的不能勇敢地去面对，那就是对生命的失敬。”对于生命的敬意，让秋雪的父母从一开始便拥有了接受责任的勇气。在他们的悉心呵护之下，秋雪有惊无险地度过了1周岁生日。很多医生都认为这简直就足个奇迹，但加藤浩美却说：“不，不，我不愿意人们用‘奇迹’这两个字来解释，应该说那全都是因为，秋雪是这个世界上最最体谅父母的孩子。”至于自己的辛苦，她只字未提。光依旧在这个世界上平安地活着，并表现出了非凡的音乐才能。秋雪最终战胜了医生的预言，整整陪伴父母度过了6年美好的时光。在秋雪故去之后，他的母亲有一天“忽然很平静地意识到我们一家三口所走过的日子，曾经是那么的幸福啊”。

戴高乐的夫人分娩前，遭遇车祸，因而在治疗过程中服用大量药物，从而导致小安娜生下来就弱智。戴高乐夫人曾含泪写道：“只要安娜能跟别的女孩一样，我和夏尔甘愿舍弃一切，健康、财产、升迁、前程……所有的一切，戴高乐无论多忙，都会陪伴安娜，给孩子带来欢笑，怀抱孩子安静地睡去。即使在流亡期间，亦不离女儿左右。戴高乐一生非常节俭，但他担心自己先于安娜死去，留下安娜得不到照顾。这位在国际上声名显赫的人，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财产，便以自己撰写回忆录的版权费做抵押，设立了“安娜·戴高乐基金会”，不仅仅为自己的女儿，也为和女儿一样智障的孩子，安娜在20岁的时候，不幸离开人世。戴高乐在痛苦中继续帮助和女儿一样智障的孩子，以这种方式延续女儿的生命。这是人性深处的善良，这种善良不局限于自己的亲人，也包括许许多多的孩子。 戴高乐以自己的感受，体味他人的感受；以自己的痛苦，给自己效忠的国民，送去温暖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