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在欧洲留学期间，有一次在留学生的聚会上，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留学生站起来挑衅说：“中国人又蠢又笨，只配当亡国奴，就是把他们送到天堂里去深造，也成不了才！”一向温和的徐悲鸿抑制不住愤怒，走到这个傲慢无礼的洋学生面前，大声说：“你不是说中国人不行吗？那好，我代表我的国家，你代表你的国家，我们比一比，等学习结业时，看看到底谁是人才，谁是蠢材，你敢吗？”1924年，徐悲鸿的油画在巴黎展岀时，轰动了巴黎美术界。那个洋学生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是中国人的对手。

老革命家吴玉章，年轻时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元旦，因清朝末年中国贫弱，日本人看不起中国，在悬挂的万国旗中，故意不挂中国国旗。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吴玉章挺身而出，代表留日学生向学校当局严正提出：必须立即向中国学生道歉并纠正错误，否则，就要举行罢课和绝食以示抗议。学校当局在中国爱国留学生的强大压力下，只得认错道歉。

王卫的“谨慎”，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物流业作为经济的晴雨表，在2009年遭遇历史性低谷，加之在华跨国公司的价格战打压，很多公司亏损、倒闭。“也许最后只有顺丰等少数几家公司可以活下来。”彼时，一位现在已远离快递业的资深人士忧心忡忡地说。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只要中国快递业还有幸存者，顺丰一定身在其中，只要顺丰还活着，中国民营快递业就不会全军覆没——唯独王卫不这样认为。在2008年底的一次内部名为《用生命扞卫价值观》的讲话中，王卫显得颇为悲壮。他说：“3年后，顺丰是不是能成为中国民族快递业的骄傲，我们能不能打赢这场与国外对手的保卫战，也许都不重要了。因为，我们要让大家看到的是：在中国的速递行业中，曾经有这样一批人……曾经有一家叫顺丰的民营企业，能从心底让对手感到可怕更可敬！人可以输，但不能输掉尊严！死随时都可以，但要死得有价值！——战死，好过做俘虏。”一位业内人士证实说，中国民营快递企业里，不乏嘴上喊坚持民族品牌，一看到国外巨头的收购支票就心软的主儿，“唯一一个坚持从来不卖身，对任何收购企图一向严词拒绝的，只有顺丰”。他指出，如果顺丰肯卖，过去行业内所有的并购案，甚至都不会发生，因为无论UPS还是FedEx抑或海航都明白，没有哪个企业比顺丰更有收购价值。也正因此，王卫的悲壮有其道理，别人做不下去尚可被收购，但顺丰不行，要么生，要么死。

1941年12月，日本进攻香港。当时在香港的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就留起了胡子，因为他是唱旦角的，留起胡子，日本人就无法强迫他唱戏了。1942年，他返回上海，可仍然闭门不出，拒绝演出。大汉奸褚民谊来找梅兰芳，请他为庆祝所谓“大东亚圣战”一周年纪念作巡回演出。梅兰芳以胡子为借口回绝并讽刺了褚民谊，褚民谊无功而返。后来，日本华北方面军头目要派汉奸朱复昌“请”梅兰芳出面讲几句话。梅兰芳听说后，与家人商量，决定采取自伤身体的办法，让医生给自己打了3次伤寒预防针，发起了高烧，一连几天不退。日本人听说后仍不相信，派军医来检查，果然发现梅兰芳得了伤寒，高烧42度。他们这才放弃原来的打算。梅兰芳在八年抗战中，身处逆境，始终拒绝为敌伪演出，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

—个名人，—个普通人，为原子弹流的眼泪里饱含着—样的乡情。杨振宁第—次回中国时拜访了老同学，两弹元勋邓稼先。在杨振宁离开中国的那天，邓告诉他中国两弹的制造全靠自己，没有任何外国人参与。杨振宁说他当时听了激动得不能自已，躲到洗手间去流泪。这事大概很多人知道。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时，公共汽车上只有白人能坐前面的位子，黑人和其他有色种人得坐在后面。某天，—个台湾人上车后习惯性地往后走，白人司机叫住他说：“中国人会造原子弹，所以您可以坐前面。”这位同胞—下车，找个无人之地痛哭了—回。—个名人，—个普通人，为原子弹流的眼泪里饱含着—样的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