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43岁的徐特立已经是一位在湖南省颇有声望的教育家了。但是，当他得知蔡元培、李石曾等教育家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又积极地加入了这个行列。许多人表示惊讶，但是徐特立是慎重考虑后才决定的。勤工俭学的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知识”，徐特立很赞赏这个宗旨，他说：“我今年43岁，不觉就到44、45，一混60岁就来了。到了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枉过了日子？这17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60岁时后悔，那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于是，他放下教师的架子，以一名普通的老年学生的姿态，和青年们一起奔赴法国，去学新知识、新本领了。

一位青年问著名的小提琴家格拉迪尼：“你用了多长时间学琴？”格拉迪尼回答：“20年，每天12小时。”也有人问基督教长老会著名牧师利曼·比彻，他为那篇关于“神的政府”的著名布道词，准备了多长时间？牧师回答：“大约40年。”

王羲之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叔父王导为司徒，伯父王敦为扬州刺史，叔祖父王澄为荆州刺史。他父亲这一辈人都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所以他有很好的学习条件。王羲之小时候少言寡语，谁也看不出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但他热爱学习，喜欢钻研，遇事机智有心计。他7岁开始临池学书，到10岁时，字写得已很有水平，他的叔叔伯伯都十分喜欢他。王羲之到了11岁，很想学一点关于书法方面的理论著作，用来指导自己。有一天，他在父亲王旷的枕头里发现了一本叫做《笔谈》的书，讲的都是有关写字的方法。他高兴得如获至宝，便如醉如痴地学起来。正当他兴趣正浓时，被父亲发现了，问他：“为什么偷读我枕中秘本？”王羲之只是望着父亲傻笑。母亲从旁插话道：“他恐怕是在揣摩用笔的方法吧！”父亲说：“你现在年龄太小，等长大了，我自然会教给你读。”王羲之急不可待，不高兴地说：“如果等我长大了才讲究笔法，那不成了日暮之学，青春年华不就白白浪费了吗？”王旷十分惊奇儿子的这番议论，认为儿子少有大志，应该从小好好培养，于是便将《笔谈》的内容认认真真向王羲之作了讲解。羲之有了扎实的临摹功夫、又有了《笔谈》的理论指导，几个月的功夫，书法便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以后，他又拜当时的女书法家卫夫人为老师，在卫夫人的悉心指导之下，练习书法，有了更长足的进步。王羲之跟卫夫人学了一个时期，书法已十分圆转成熟。连卫夫人也不得不惊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孩子将来一定要超过我了！”王羲之的书法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同他转益多师，刻苦磨砺分不开。

唐代的李相有一次读《春秋》，中间念错了一个字，站在旁边的小吏皱了一下眉头，李相看到了就问他，小吏委婉地回答：“我的老师教我读这本书时，我读错了一个字，今天听您一念我就明白怎么读了。”李相听出了话外音，就说：“不对。我没有受到老师的指点，如果错了定是我不是你。”说完，他就向小吏虚心请教，那个小吏就被李相称为“一字师”。

立志求学不分先后。董云70岁拜师求学，一直被传为“老而好学”的佳话。董云是明朝嘉靖年间太湖流域的一个著名的学者、诗人。此人喜爱文学，求知若渴，学有所成，颇有些名气。他68岁时到浙江会稽山游历，听说王阳明正好在深山里讲学，他赶去听了几次，越听越觉得王阳明知识渊博，越感到自己知识浅陋。于是，他决定拜王阳明为师。但是当时只有53岁的王阳明推辞再三，执意不肯收长者为徒。不少朋友都劝他：“你已经这么大年纪，又很有名气，何必还要那么用功呢？”董云说：“我的年纪虽老，但过去的60年学得太少了，今天有幸遇见好老师，一定要从头学起。”董云说到做到。两年后，也就是在他70岁那年，他特意在除夕的晚上，冒着雪，赶到会稽山，向王阳明行了拜师之礼。